傅柯是新自由主义始作俑者吗?评《批判傅柯:80年代与新自由主

发布时间:2020-06-1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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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柯是新自由主义始作俑者吗?评《批判傅柯:80年代与新自由主

Daniel Steinmetz-Jenkins、Alexander Arnold

译|睫状肌

  前阵子,雅各宾俱乐部网站发布的访谈〈我们能批判傅柯吗?〉,引起了一波波的迴响。来自比利时,彼时还少有人知的青年社会学学者Daniel Zamora,在访谈中宣称傅柯──这位过去三十年来为基进思想做出巨大贡献的大师──不仅仅促成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风行,也必须为左翼政治的无能对抗,负起责任。

  访谈刊出之后,立刻引来众多学者与知识分子,气急败坏地为傅柯辩护。傅柯的支持者主张,即便傅柯从来都不是正规社会主义者,但他可从来没放弃对基进政治的奉献,琵琶别抱促成现代右派崛起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。

  Zamora并没因此改变心意,访谈发布后五天,他加码发布了另一篇短文。他说傅柯「以一种完全跟上当下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方式」,「为摧毁福利国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」。意料之中,傅柯的辩护者,则继续斥责Zamora的主张毫无根据、去历史化、对傅柯作品的阅读完全是意识形态导向。

  作为某种实践,知识分子三不五时就会争辩彼此对重要哲学家的解读,但少有讨论能达到Zamora访谈所引发的强度。他确实触动了敏感的神经,傅柯「所谓的」新自由主义,在许多面向上其实是关于一个更深刻问题的代表性论辩:当左翼在70年代开始倡议「社会边缘」,而非传统劳动阶级时,是不是个致命的转向?Zamora要我们相信,这答案是肯定的,而傅柯就是这个转向最大的驱动力。

  Zamora这个引发争端的主张,假定了一个对现代历史的特殊理解。在他的解读当中,过去这四十年来,左翼已经四分五裂并且迷失了方向。曾经左翼把自己当作对抗经济剥削的主要力量,可是在70年代,许多左翼放弃了全面社会经济变革可能的信念,对于核心的政治问题,採取了一个安逸与保守的立场。

  Zamora主张,最需要为此负责的是70年代的基进论者,他们为了一个更聚焦于被排除者权利的阵地,赔上了「阶级斗争」的大旗。这些以傅柯为首,误入歧途的运动者,从而不再是变革社会经济的力量,甚至不知不觉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「诱惑」,在他们的支持之下,新自由主义「大获全胜」,造就了今天,前所未见,不平等现象惊人的举世激增。

  Zamora自认证据确凿,信心十足地做出这些论断。这个访谈的目标是希望更多人关注他甫编辑完成,于2014年底出版的新书《批判傅柯:80年代与新自由主义的诱惑》(Critiquer Foucault: Les années 1980 et la tentation néolibérale,英译本Foucault and Neoliberalism于2015年11月出版),这本书完整收录了Zamora在访谈中只能粗略述及,控诉傅柯的有力裁决。

傅柯是新自由主义始作俑者吗?评《批判傅柯:80年代与新自由主

  在这本书中,Zamora侧重的是,他所认定的傅柯新自由主义倾向的癥结。其中最重要的论证之一,是傅柯与新自由主义极其相似,对于福利国家的批评。跟新自由主义者一样,傅柯认定国家机制的强制性力量,已经到了一个无法接受的水平,同样地,傅柯也跟新自由主义者一样,相信需要用一种新的政治组织形式,取代战后的福利国家模式,避免对其人民强加僵硬的结构。

  对熟悉傅柯作品的人来说,傅柯对战后法国国家的批判,并不让人意外,对于那些强把人归入预设範畴的结构,傅柯更是不遗余力反对。在许多面向上,傅柯70年代对于国家机制的批判,立基于他早前,想要把个人从施加于他们身上的因袭规範中,解放出来的哲学计画,他对国家的批判很明显是质疑所有规範性结构,长期哲学计画的一部分。

  单纯指出他对国家的批评言论,并不足以证明他被新自由主义「诱惑」,除了对国家的泛泛批评,我们可能需要证明,在傅柯与其时代的新自由主义者之间,还存在更深刻的亲缘性,才能把两者连结起来。

  而Zamora要证明的就是这样的亲缘性确实存在。他的凭据是傅柯在70年代末期的公开讲座,以及傅柯在他生命晚年所做的一些访谈。不过,Zamora讨论的这些素材并没有新东西,期待该书有任何新的档案发现可能要失望而归,而且,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些素材,可以发现这无法支持他所做的结论。

  举个例子来说,Zamora说,傅柯否认有「健康权」这种东西的想法,跟新自由主义者不谋而合。可是,傅柯固然不同意有这样的权利存在,但他并不像新自由主义者那样,认为国家提供医疗照护,将会与个人自由扞格,或者无益于个人自由。傅柯认定,健康无法量化,它是一种主体性特质,而非事实,因而无法透过法律来强制乃至于「保证」。

  傅柯并不像Zamora所说的,「再生产」了新自由主义俗见,他採取的是一条不一样的思路,他并没有论称个人应该在公开市场购买健康照护,傅柯谈的是,一个政治共同体,应该採取必要措施,来保障个人有生活在益于其健康的环境的权利,并且集体决定最佳方式的权利。

  傅柯对法国70年代健康照护体系的批评并没有疑问,但没有「无条件支持健康照护体系」,并不代表傅柯对新自由主义诱惑退让,像是Zamora要我们所相信的那样。傅柯的批判旨促使人们创意性地重新思考这个体系,并同时维持它对健康照护的基本许诺。

  在这些Zamora错误地指称是傅柯屈服于新自由主义观点铁证的访谈中,傅柯对于公卫的关注,以及他对公卫体系能否透过市场实现的怀疑,其实都历历可见。傅柯这幺说,「不用说,我并不是主张一种野蛮的自由主义:有办法的人得享健保覆盖,没本事的人就自己想办法。」

  Zamora对傅柯的批评也採取了另一种形式。Zamora指出,傅柯对于傅利曼(Milton Friedman)思想许多重要的面向,都寄予同情。傅利曼经常被当作新自由主义的教父,傅利曼倡导最低收入补贴(the negative income tax),不管人们是否有工作,都能保证最低限度收入的负所得税政策。

  傅利曼说,最低收入补贴的好处是,不管个人的收入超出某个限度有多少,所有人都能有一个基本生计供给。通过移除国家对于什幺构成财富的「正当」与「不正当」分配,做成规範性判断的能力,傅利曼相信,最低收入补贴能尊崇个人的经济自由,而战后福利国家则无法。

  在进入傅柯对于最低收入补贴的看法之前,Zamora说傅柯很明显被这样的论理所吸引,傅柯1978年「生命政治的诞生」讲座中支持这种负所得税的分析,是他的佐证。在这个讲座中,傅柯──一如他往常的学术生涯──解读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文本,是着眼于理解其内在理路。

  可是,Zamora却说,当傅柯讨论最低收入补贴的想法时,不仅仅只是描述而已,还「相当正面地评价它」。他的证据是,在读到傅柯对于负所得税的分析时,可以感觉到,对于负所得税能避免强加行为模式,并一视同仁的好处,傅柯抱持了支持的态度。

  Zamora必须得说「感觉到」对于这个想法,傅柯抱持了「某种支持」的态度,是因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,傅柯自己并没有直接表现出这样的支持态度。更遗憾的是,傅柯不只没有明确的赞同,连隐秘的认可都没有。

  在开始慎重小心讨论这个主题之前,傅柯告诉他的听众,他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在讨论这个主题,「因为时间紧迫,也因为不想让你们觉得无聊」,这看来不太像是一个据称得到强力支持观点的开场。

  接着,傅柯讨论这类负所得税的用语,很清楚是在描述别人的立场,而非他自己的,他的讨论基本上是胪列其主要效应与意涵。傅柯非常敏锐地指出,这个政策的基本目标就是确保人们,即便得益于社会救助,也仍然有找工作,成为经济竞争者参与市场的动机。他这幺说,「通过负所得税,个人会得到一个消费既定水平的保证,只要有足够的动机,或者,你喜欢的话,足够的挫折,他仍然始终会想要工作,而且比起领取补助,最好还是工作。」

  就像傅柯正确指出的,社会救助并不会遏制找工作的动机,如果人们还是有工作能做的话,这是新自由主义看待社会政策重要且不可或缺的论点。但傅柯也解释的非常清楚,这个态度本身有赖于另一个构成新自由主义的理念。

  这个理念就是「经济基本上是一个游戏,它被发展成参与者之间的游戏,而整个社会都被这个经济游戏给渗透,国家角色之所以重要在于它界定这个游戏的经济规则,并且保证这些规则可以确实适用。」

  20世纪诸多知名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家,都团结在这个观点之下,从海耶克与傅利曼,以及深受鼓舞,着手新自由改革的政治家,像是雷根与柴契尔夫人,然而,这却不是傅柯所认可的。

 傅柯也许已经发现,没有规範性束缚的新自由主义,在某种意义是可取的,但Zamora没有办法说明的是,傅柯曾经在哪里直率地辩称市场可以完全取代国家,成为社会的主要组织性力量。

  这样的说法更没有出现在傅柯任何已公开的作品或评论。假如傅柯并没有力挺这幺一个对新自由主义来说如此重要的理念,那幺在完读Zamora以后,就还是留下了这个问题:真的可以说傅柯向「新自由主义诱惑」俯首了吗?

  人类学家Jean-Loup Amselle的论文也论称,傅柯确实被新自由主义所引诱,但Amselle所认定的是另一种形式,不只是对新自由主义的研究,傅柯往后对于苦行修养的研究,助长了超资本主义。Amselle声称,这些研究让人们相信不再需要为集体尽力,而要开始关注自身的发展。

  毫无疑问,在他生命晚年,傅柯确实开始分析各种在心神与情绪上,个人能够更好地照看自身的方法,同时,他也发现了新自由主义某些在哲学上几乎绕不过去的面向。

  然而,要说傅柯得为社会的零碎化──Amselle认为这助长了20世纪资本主义──负责,着实过度延伸,不只是夸大了傅柯思想中个人主义的程度,也高估了他对晚近历史事件的影响。

  这本书中的其他作者,并没有像Zamora与Amselle那样,宣称傅柯对新自由主义的勃兴,有那幺大影响力。他们的立论相对节制,历史学者Michael Behrent的〈没有人文主义的自由主义〉一文,就主张,要说傅柯为新自由主义吸引,主要是哲学上的理由。

  傅柯是「策略性认同」新自由主义的理念,因为他认为这些理念少了他觉得反感的哲学个人主义,避免了对个人的规训,而更倾向提供诱因来鼓励或抑制个人行动,在傅柯看来,这是他对抗那些相信国家是全面变革主要动力左翼对手的有用工具。

  可是,要论证傅柯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共享某些面向,并不等于证明他是新自由主义正向社会视野的拥护者。从Behrent的论文,只能论断傅柯与新自由主义者之间,在一些哲学观点上有相近之处,并不等于傅柯就赞同,新自由主义要把社会方方面面都与市场法则一致的构想,或者主张用政治来实现这个构想。

  假如是这样的话,说傅柯被新自由主义给「诱惑」其实非常狭义,也并不是那个往后四十年在政治上举足轻重的新自由主义。毕竟,Zamora所描述的「新自由主义的胜利」从来都不是Behrent所论证,吸引傅柯的那些东西,像是反人文主义。

  更精确地说,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,在政治经济上的胜利,确实来自于这些新自由主义哲学家的启发,但其运用与效果有更複杂与广泛的缘由。有趣的是,Zamora企图论证,傅柯得为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经济不正义负责,但Behrent的论文对于这个壮志满怀的理论计画,却贡献甚少。

  假如真的要批判傅柯的新自由主义观点,恐怕在于傅柯错估了新自由主义在其讲座往后几年的发展。Loïc Wacquant就在他的〈傅柯、布迪厄与新自由主义年代的刑事化国家〉论文中,就论称傅柯对于19世纪与20世纪规训社会的预测错误:一个通过像是监狱与收容所来控制、监控与常态化个体的规训社会,其实正逐渐让位给一个用比较间接方式来影响个体的社会。

  Wacquant所论证的是,现实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,像是劳动的去管制化以及金融市场,与规训体制的扩张,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。Wacquant这个傅柯的预测失準论,在Jan Rehmann的论文也得到共鸣。Rehmann认为,「治理性」这个傅柯认为对研究20世纪后期相当有用的概念,并没有如傅柯所预想的那样。

  可是,要说傅柯对于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的发展走向预测失準,或者他的概念并没有如他预期那样有用,都不能证明「后期傅柯的政治效应」必然有助于新自由主义的勃兴,像是Zamora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。

  那什幺是「后期傅柯」的政治效应呢?据Zamora所说,傅柯引导左翼放弃了劳动阶级,放弃了对抗剥削的战争,并对新自由主义的「反国家论」给予重要的支持,还加持了新自由主义的重要政策,像是负所得税与瓦解全民健康照护体制。

  我们已经证明,Zamora所引述的,傅柯对于这些政策的讨论,并不等于赞同它们。我们也已经看到,基于傅柯并没有主张要用市场来取代国家,成为社会的根本组织机制,傅柯的反国家论也根本不同于新自由主义。即便傅柯相信捍卫劳动阶级,对抗剥削并非70年代左翼最重要议题,这也不是什幺新东西。

  早在70年代之前,傅柯就已经批评马克思对于劳动阶级的过度理想化,并且无法看到在资本主义结构之外,更多阻碍社会变革的东西。对傅柯来说,认为无产阶级与对抗剥削的斗争是历史动力这个理念,是19世纪思想遗留下来的东西,越来越无法适用于20世纪的现实。

  傅柯认为,要真的催化变革,左翼需要的是以新的方式催生社会的新面向。

  在傅柯所有主张中,Zamora认为最危险的就是这个主张。一旦左翼像是傅柯这样,继续倾向为边缘而战,而非为剥削而战,左翼将会无助地被新自由主义碾压。

  Zamora这个宣称并不孤单,四十年来,一直都有人把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的勃兴,归咎于左翼在批判力道上失了準头,无论是被维持现状收编,还是孤身缩入学术圈。

  对于晚近历史的这类观点,驱策Zamora着手批判傅柯,为了不让左翼再继续向下沉沦,Zamora相信,重要的是针砭出左翼错误转向的时刻,好逆转这个灾难性转向。

  但不幸的是,把智识史工具化地运用,来重新引领当代政治的作法几乎是不可能,特别是当这个被召唤的历史是如此贫乏,不足以支持当事人所要的结论时,更是如此。

  话虽如此,儘管Zamora的学术研究有所侷限,但他深信左翼应该在对抗剥削中重新出发却是对的。如果是这样,那就远远不是要远离傅柯的影响了,或许现在正是重新处理傅柯思想的时候。毕竟,傅柯比大部分的人都更早认识到,整个社会正在经历巨大转变,因此,对抗剥削之战要如何发起,也必然要跟着转变。傅柯的思想,远远不是Zamora所想的那样,令左翼无从思考对抗经济剥削,反之,在一些重要面向上,他的思想还是能够重新引领左翼。

  但是,如果我们想要理解,现在这场战斗要如何发起,以及过去为何无法有效发动,那幺,还是需要跳脱傅柯的着作。与其抱怨过去的知识分子需要为当前的低迷情势负责,或者向他们求助灵丹妙药来解决我们的问题,最好还是开始多思考我们自身当下。

  为了这个不平等的年代而「批判傅柯」,既找不到怪罪对象,也找不到出路。

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

书籍资讯

《Foucault and Neoliberalism》(Critiquer Foucault: Les années 1980 et la tentation néolibérale)-Daniel Zamora,2015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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